鞠建东简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2017年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2009-2015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5-2014年担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聘任)、教授，2007-2009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驻学者，世界银行咨询顾问。获南京大学数学学士、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集中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产业组织，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等国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获2016“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近期就中美贸易问题受邀做客央视访谈节目。
以下为演讲实录：
当前，中美贸易争端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美国经济的影响和全球经济的影响还在发展过程中。
我个人认为，中美贸易争端对于中国而言，很可能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影响最大、最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一件事情，当然，这纯属学术探讨的观点。
所以，我们过去40年的开放战略——包括国民经济的结构，都有可能需要从现在开始做相当实质性的调整。因而，对于这样一个大事件本身作各种讨论、研判，然后进行恰当的政策和战略调整，是非常重要的。
引言 中美贸易争端大事记
1、四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中美争端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时间上是有重叠的。
第一个阶段：特朗普的突然袭击。
2017年8月18日，美方宣布开始301调查，2018年2月16日，美商务部披露232调查结果，认为钢铝进口现在可能威胁美国家安全。3月8日，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铝产品征收关税。3月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15天之内制定对中国商品关税征收方案。3月23日，美对中国钢铝产品关税生效。4月2日，中减让产品关税清单实施。4月3日，美发布500亿美元进口产品惩罚关税(25%)清单。
第二阶段：讨价还价阶段。
4月3日美国发布清单，4月4日，中国宣布对美500亿美元进口反制清单。4月5日，特朗普宣布考虑追加1000亿美元关税。
第三阶段：争取民意阶段。
美国国内政治体制的运作由利益集团所推动，美国大的政策调整需要较大范围民意的支持。中美双方都需要争取民意，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意，争取美国人民的民意，也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意。 4月10日，习主席在博鳌论坛宣布中国更多开放的措施，主要是4点：大幅放宽市场准入(金融市场、制造业);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进口，降低汽车关税。
习主席提出的四项开放政策，显示出我们对于中国持续的对外开放的诚意。4月10日，特朗普推文表示感谢习主席，希望取得进展。第三阶段一直在进行当中，现在也还处在争取民意阶段。
第四阶段：贸易争端实施阶段。
美方惩罚关税具体措施讨论到5月23日结束，5月15日召开听证会，但我个人认为从后面的事情来看，实际上贸易争端的实施阶段已经开始了。
众所周知，4月16日晚间，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禁令。由于中兴在2012年参与对伊朗的出口，违背了美国对伊朗禁止出口规定，已经受过惩罚，现在又旧话重提，而且美国给出了出口禁令，中兴董事长说这个禁令将使中兴立即休克。此事量刑过重，非常极端，这与美国前面所表达的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限制的战略是一致的，所以这应该看成是中美贸易争端的一部分。
其他方面，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市场，比如说港币的汇率。最近，由于美联储调高利息，美国放水的资本开始回流，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假如美联储继续加息，也会对港币的联系汇率造成一定的冲击。这从侧面提醒我们，中国国际金融体系还相当脆弱。
2、美对华301调查的实质分析
美国政府曾明确承诺双边多边贸易争端在WTO框架之下进行，中国驻WTO的代表团指出美国301调查的做法是违背了WTO框架的。美国301调查的报告内容主要是两点，第一个是完全针对中国2025的制造项目，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天航空设备等等，无一例外在美国的惩罚清单上。
301清单中涉及的高科技行业，根据2016年的数据，其进口总值占美国从中国进口总值的94%。
美国按照两个原则排序列出清单，第一个原则是中国的高科技领域，第二个是影响美国的消费市场，即中国进口在美国消费市场的比例较小。明显看出，美国希望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不希望影响美国国内的消费市场。我们从2016年的统计数据中看出，301清单中涉及的高科技行业，其进口总值占美国从中国进口总值的94%。
有讨论认为，特朗普挑起贸易争端是出于中期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是11月份，特朗普有短期政治上的考虑。但我认为，中美贸易争端更多的是长期战略调整，我将从从下面几个方面讨论。
一
美国301调查结果很明确，这次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阻止、减缓甚至打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如果中国高科技行业能够延续过去三年到五年的发展态势，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就打赢“贸易战”了;如果发展态势被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减缓或打断了，中国就打输“贸易战”了。
为什么说中美贸易的争端是以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为核心?这里从三个背景讨论。
1、全球化的结构新变化
全球化结构的旧常态是高速增长，以美国为核心，中国驱动。上一波的全球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每年以1-2亿的低成本劳动力涌入世界生产体系，是这次全球化的最重要动力之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也根据改变了全球的生产格局。
随着过去30到40年的发展，全球化结构已经从美国核心逐步变成了增速放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全球逐渐形成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的三足鼎立的全球生产格局。
首先，看一下全球国际贸易的增长。2012年是一个分界点，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按总出口计算)已连续5年下滑，自2013年起连续4年低于3%。2015年的全球贸易已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6年虽有反弹，但仍为负增长;2017年首次出现3.8%的恢复性增长，为2011年以来最快增速。
其次，我们可以看出，全球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货物贸易转成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本身增长速度就比较慢。
此外，在全球的贸易垂直分工里面，中间产品的贸易份额在缓慢下降。
基于以上3点，我们得出结论，全球化的速度在下降。
我们认为，自2012年以来，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新结构已经形成。这种全球贸易的常态性、结构性变化，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结构性的演变。
中美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2000年，美国的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是15.48%，比第二大贸易国德国的7.96%和第三大贸易国日本的6.51%之和还要多。
到2016年，完全发生变化，美国是11.48%，中国是11.44%，德国是11.75%。2014年，最多的国家将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其次是美国，然后是德国。2014年以后，全球已经呈现出三足鼎立的结构，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新结构已经形成。
比较1995年和2015年的变化可以看到，亚洲地区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取代了日本成为亚洲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核心国。
从全球的生产依存网络也可以很清楚看到，1995年的日本是亚洲大部分国家的核心国，德国是欧洲国家的核心国，美国是北美的核心国。
到2015年，中国取代了日本成为了核心国。
2000年前后三大核心国，美国在北美，德国在欧洲，日本在亚洲，但是美国在德、日都是有驻军，所以那时美国是全球贸易的主导国家。
现在，全球经济不仅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且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是独立的，不像德国和日本在政治、军事上依赖美国，因此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和贸易的主导地位被打破了，这个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中国的贸易发展历程是否与日本相似？
日本的贸易也曾经历高速增长。从1955年到1975年，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达到70-75年的平均23%的惊人增长率。此后逐年向下，从80年代开始回归到发达国家的6%左右的平均值。
日本“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大致位于1975年前后。日本劳动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停滞现象与70-75年贸易增长的拐点同步出现
亚洲乃至全球的贸易增长并没有受到日本在70年代的转型拖累。
中国的经济改革迅速给世界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也迅速接过日本的角色，推动全球贸易更加快速地增长。
时至2011年，中国也来到了“刘易斯拐点”，贸易增长率也开始下降。
但中国与日本存在显著不同。
日本在经济增长速度达到顶峰时，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总额，均与美国存在明显的差距，所以未能改变“美国核心”的旧格局。
中国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外贸总量已稳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亦达到全球第二。
“美国核心”的旧格局已被打破，而东亚、北美及欧洲“三足鼎立”的新经贸格局已经开启。
2、用两个国家GDP比较，中美互动分五个阶段。
中美关系的发展阶段由两国的相对实力所决定;一国的经济实力由GDP(购买力平价)代表。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2-1979年，这一阶段中国和美国是敌对国，
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体系完全不进入美国的经济体系。
第二阶段定义为小国与大国的阶段，
小国定义是中国的GDP是小于美国GDP的1/2，1980年的时候中国GDP不到美国的10%，但是2010的时候是美国的1/2。在小国与大国的阶段，小国无论做什么对大国经济没有太大影响，所以在小国与大国的阶段最优的策略就是韬光养晦。
第三阶段是潜在大国和大国的阶段，
中国的GDP大于美国GDP的1/2，但小于美国GDP，基本上判断是2010年-2023年。预计中国GDP将于2023年追上美国。这个阶段是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阶段，产品变成竞争性的产品，不只是替代性的产品。
第四阶段是两大国阶段，
预计是2023年-2040年。中国GDP大于美国，但小于美国GDP的两倍。
第五阶段是共建新世界阶段，
如果顺利的话2060年中国GDP将接近美国的三倍。2100年，美国人口将达到4亿-6亿，中国人口将达到10亿-15亿，两国人均GDP接近。
从这个分析来看，2060年以后会有很大的变化，取决于中国人口怎么变，但是2060年之前的分析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人口的变化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体现出来，所以第三阶段，第四阶段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看法是以2018年3月23日为标志，中美关系引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是潜在大国与大国或者是两个大国的竞争阶段，我称之为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阶段，尤其在中国GDP没有达到美国GDP之前，在2018年到2023年中美关系很有可能是由竞争主导。
3、全球面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谁在工业革命里面占有主导地位，谁就主导全球经济的格局。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全球经济经历了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无论中国人民、美国人民还是全球的其他国家人民都在生活水平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果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均没有大的变化，到2060年全球经济将由美国主导转变成现在已经开始的三足鼎立的格局，进入个新的时代。
2018年前后，如果没有大的政策变化话，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随着全球贸易经济格局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和发展，全球整体经济水平会有大的提升。第二，美国逐渐失去了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如果美国要继续保持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它必须对这样的发展进行干预。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美贸易争端是长期的，带有战略意义的。而且中美贸易争端的本身也在美国已经讨论过很多年了，从小布什的战略合作者改成战略竞争者，到奥巴马推出的PPP，其目的都是使得美国在亚太地区重新掌握贸易规则和经济的主导权。
这次美国301贸易调查的报告非常明确，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已经影响到美国在全球经济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和霸权地位。
对于这样的发展态势，美国社会表示担心和不满，希望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贸易争端在美国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两党也有相当一致的看法。
中国应对美贸易争端，必须紧紧抓住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个核心利益。
不管白猫黑猫，能发展高科技产业就是好猫。
两
1、在战略上，坚持中美合作共赢。
我们需要看到，中美双方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石，是全球价值链的基石，中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美互为中间产品最大贸易伙伴，共同构成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目前这种全球分工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且也符合各个厂商的利益，符合企业家的利益，也符合人民的利益，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中美是有合作共赢的基础。
这个是中美的中间产品贸易来源，2014年的时候，第一大是加拿大，然后是中国，已经占中间贸易产品的16.3%，还在增加，说明中美贸易之间是非常互相依赖的。
2、在战术上，坚持“竞争对抗、以战止战”。
在贸易争端中的最优策略是什么?那就是怎么做才能使得收益是最大的。过去的学术研究通常的做法就是最优关税理论。我觉得这一次中国打贸易战的目的不是这个，或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的目的是止战，以战止战。
中美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贸易战是由利益集团影响的，有可能将国内矛盾转移国外，不会放弃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贸易政策就是中央政府决定，而不是利益集团决定，中国是一盘棋。通过镜像策略，可以让美国不同利益集团先争起来，然后达到他不打贸易战的目的。以战止战使得对方贸易争端的成本高于收益，从而使得他打不下去。
三
基于前面对于世界格局、中美关系、高科技发展的分析和判断，我认为，在中美贸易争端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三个防止。
第一个防止在战术上轻视退让。
从历史上看，美国对第二大生产大国——德国、日本、前苏联——发动的经济争端，都达到了目标。前苏联是所谓星球大战，德国和日本是贸易战，美国到现在为止在贸易战上没有战败的记录。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没有数据来支持这次美国贸易战它会输，也不能盲目乐观中国一定会赢，因此，不可轻视。因为轻视和退让，日本经济长期受到了美国对日贸易战的负面影响，所以，防止在战术上的轻视退让，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防止在战略上的情绪化的过度反应，从而看不到中美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和共同利益。
中美贸易之争是利益之争，情绪化是没有意义的。中美之争是实力之争，如果是意识形态之争的话，就不容易找到解决的思路了。如果中美之间关系越好的话，能使贸易之争更容易结束，如果中美之间关系越差的话，贸易之争更难解决，将中美之争理解为主要是利益之争，可以使大家回归理性。
第三个防止偏离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局。
中美贸易争端之后，尤其要防止产生“不敢开放，不敢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想法，这种想法不可取的。我们要沿着既定的对外开放步伐前进，要坚持推进“中国制造2025”，占领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我们需要防止三个危险。
第一个危险是日本式。
日本在过去20多年里，经济发展呈现几个特征，第一是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结构的调整缓慢。第二是国内投资缓慢，都到国外去投了，第三是经济增长迟缓。假如发生日本式的危险，将会使2060年的全球经济格局发展趋势得到改变。
第二个危险是前苏联式的。
苏联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越来越差。为了达到快速发展，苏联采取了激进的体制改革，结果反而导致了社会和政治动荡。
我们要用“两弹一星”的精神，但不能照搬“两弹一星”的方法，大会战的方法，不一定适合消费行业的产业发展。
我们过去的产业政策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比如说光伏产业、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教训需要吸取。每个省都搞光伏产业，全民都搞新能源汽车，反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政策细小的变化常常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对芯片生产厂家的直接大规模补贴，会出现“全国攻芯”的局面，反而造成一批小的低效的企业。从生产端的补贴往往不是好办法，从需求端入手会更好，比如，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形成对国产芯片的市场需求，这样依然能保持生产芯片的竞争态势，提高企业的效率。
第三个危险是国际金融危机
，我们资本市场在一步步的开放，但同时必须注意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
如果出现这三个危险，中国的经济有可能出现大规模下滑，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一两个星期就会使GDP下降25%以上，中国要做的事情无非是排除美国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干扰，继续过去的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与发展。
四
基于以上分析，我提出四个主要任务。
第一个是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
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为什么这么快，第一是规模优势，比如说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的技术取决于流量的大小，中国人口本身就有规模优势。第二是中国有相对灵活的市场，到现在为止中国对个人数据的使用限制不是那么严格，这个是双刃剑，一方面有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三是中国在计算机和机电行业上拥有技术积累。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规模——14亿人的国内市场和20-30亿的亚洲市场，我们完全有可能去推动技术的发展。
目前，很多高科技行业的技术关键设备不在我们手上，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0%，比如，美国的高通公司在有些细分市场拥有100%的占有率。我建议我们逐步采取进口替代的方法，来保证中国经济上的安全和技术体系上的安全。
第二个任务，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
G7框架下“一超多强”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已不能反映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美国，欧盟和中国三足鼎立的全球经济体系正在逐渐形成。欧洲有欧盟，美国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的深度合作一直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建议成立亚洲共同体，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国家地区的深度合作。
借鉴NAFTA及欧盟经验，深度的FTA合作均存在一个明显的核心国家(美国和德国)，在区域生产和贸易活动中发挥中枢作用，其余经济体则以“辐条”形式，与这一核心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由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对东亚地区经贸主导权的争夺——复杂的东亚地区政治关系、中日政治互信的脆弱、美日政治军事同盟的约束，都使得中日近期在东亚经济治理上的深度合作希望式微。
为了推动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有必要率先建立一个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推动东亚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
第三个任务，推动中国开放新战略。
中国开放战略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所以通过“一带一路”转移过剩产能，进行全球的产业分工。
用规模来换取技术上升的空间，打造亚洲价值链，冲破技术升级阻碍。
第二个更加严厉的挑战是技术升级的上升空间被发达国家压制，这就要求以巨大的市场规模来打破束缚，通过组建亚洲共同体，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超过20亿人以上的市场，在此规模上实现技术的升级换代。
我们要推动“一体两翼”的开发新战略，建设“亚洲共同体”，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两翼。
第四个任务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
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绑定使美元能代表了世界两大经济体，造成其在全世界无与比伦的强势地位。既然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进入竞争阶段，人民币和美元应该尽快结束目前绑定的状态，以免继续被美国的货币政策制约。
此外，从竞争风险上来看，固定汇率隐藏着很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应该尽快浮动。
资本帐户的开放一定要谨慎，在此之前要先建造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防火墙。对于中美贸易争端，我最担心的是金融危机。
五
第一，纠正特朗普行政当局对舆论的错误导向。
美国失去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和进程，美国非要打断这个历史的进程从而挑起贸易争端是非正义的。中国的崛起和经济增长只是全球人力资本配置的自然表现，中国有14亿人，在校大学生数量有4000多万，这么多的人力资本，自然会显示在全球经济实力的配置变化，这不是意识形态之争。所以，我们需要纠正特朗普行政当局对舆论的错误导向。
第二，用镜像策略（以战止战）制定对美贸易报复清单。
比如中兴倒下了，中国要不要找美国报复?在通用汽车最困难的时候，由于中国市场使得它免予破产。
中国市场对于全球的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是无法忽略的。如果美国公司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采取打击的手段，那么中国应该很明确，我们会选择美国的公司，在适当的时间点也会给予它反制性打击，从而使各大跨国公司认清美国对中国公司打击的危害。
第三，在WTO框架下，团结大多数（美国国内大多数，世界大多数），共同反对贸易战。
我们只是希望避免贸易战、希望维持以前的增长态势，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符合美国大多数、中国大多数、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面讲过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什么时候美国人民反对中美贸易战，什么时间中美贸易战就停止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在WTO框架下团结大多数，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反对贸易战。
第四，对受到贸易战影响的中国企业进行政策性保护，减少企业损失。
对于中兴应该怎么做，现在有很多讨论，我个人认为对于受到中美贸易争端影响的企业需要受到政策性的保护，宁可养着也不能倒了，减少企业的损失，因为这关系到企业对贸易争端信心的问题。如果今后贸易争端很残酷，会有两到三年经济的波动，对于核心企业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适度退让。
在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原则下，我们可以做适度退让。
